新浪娱乐：既然这么辛苦，当时是否有过一丝放弃的念头？

张世：从来没有。从我来的那一天，就告诉自己，我绝对不要像观光客一样，转一圈就回去。这也是我的个性。所以，从1999年来内地，我就在内地安了家，一直住在这里，直到2007年父亲去世，他临死前嘴里还念着我的名字。而我却因为工作，没有能陪在他的身边。这件事情让我一直很愧疚。父亲去世后，我就搬回台湾陪母亲一起住了，但是主要的工作重心，还是在内地。

新浪娱乐：从台湾家喻户晓的明星到内地来从零做起，您认为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

张世：要费尽心思让大家接受我。胡玫导演就是我碰到的贵人之一。

当时，我毛遂自荐找到胡玫。她只觉得这个台湾演员长得不太一样啊，也没有太多的想法，我们只是随便聊了几句就散了。没想到，中影集团去台湾交流，台湾的中影集团播放了很多电影都是我演得。胡玫回来就对我说：“原来你在台湾是这样等级的演员啊。你不可以这样被埋没，你跟我到北京来。”我就是这样被胡玫从上海拉到了北京，并拍了《汉武大帝》。也正是这部电视剧，让大家认同我。其实，在这部戏之前，我也很努力地拍了很多片子，当时的收视率也很高，可就是没有人认识你。

新浪娱乐：您来内地后，在毛遂自荐的过程中，是否有过被拒绝的经历？在您的印象有是否有一次被拒绝的经历让您至今难忘呢？

张世：那是常有的事情。其实我从小就是在被拒绝中长大的，所以后来对这种事情看得很开。但是在我印象中，有一次被拒绝让我很尴尬。那是我20岁的时候，台湾的汤臣电影公司要拍一部电影叫《我有话要说》，这部戏的导演刚好是我主演的《风柜来的人》的美术，他认为我的演技很好，就推荐我来演男一号。当时，他也很明确地告诉我，投资方有别的选择，但是他很希望我来演。

看过剧本之后，我非常喜欢那个角色。按照角色的要求，我剃了光头，坐在制片部会议室旁边的房间等老板。当时他们刚好在开会讨论这部戏，对我的人身攻击，我坐在隔壁听得一清二楚。但是见到老板的时候，还要装作不知道说：“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，片酬可以不要，只要宣传的时候带上我就可以。”

最终我得到了这个角色，这其中，导演帮了我很大的忙。因为导演是学美术的，所以他做了很多皮靴、皮裤、帽子之类的行头掩饰我外形上的不足。当老板看过我定妆的样子，终于点头同意了。

我想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才让我有勇气，即使在内地屡屡碰壁，依然坚持。吃苦就是吃补，这是台湾的俗语，这对我来说很正确。

新浪娱乐：可以说《香蕉天堂》是您演绎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么？

张世：是的，我拍的第一部电影是侯孝贤的《风柜来的人》，当时只觉得拍电影很好玩，又可以不上课，还能泡妞。直到拍《香蕉天堂》，才真正开始钻研演技。导演会抛掉你身上外在的东西，直指人的内心，这就逼得我不得不去反思，并读很多的书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。

新浪娱乐：凭借《香蕉天堂》，您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，这个奖项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？

张世：得奖的时候我只有22岁，整个人好像得了“大头症”，急速膨胀。最终，台湾严重本土化的市场戳破了我膨胀的“大头症”。这也是我下决心来内地，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的诱因。

新浪娱乐：2008年，您再次走进金马奖，是以评委的身份，一定感触颇深吧？

张世：以前，我是金马奖的常客，经常入围，也得过奖。但是这十年，我没有参予评奖，因为心里一直有一个疙瘩——台湾严重的本土化让我们发展的空间很小。2008年，去当金马奖的评委是因为评委会主席焦熊屏给我打电话说：“我觉得你是台湾真正的好演员，也是我最崇拜的演员。你帮我一个忙，出任金马奖的评委，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好。”当然，自从《海角七号》之后，台湾的电影也开始像多元化发展了，这样很好。

新浪娱乐：接下来您还会有什么作品和观众见面？

张世：现在正在拍一个情景喜剧叫《淘气包马小跳》，我在演马小跳的爸爸，不会带孩子，却还要想尽办法去教育孩子，和小孩斗智斗勇，也是一个很有喜感的角色，希望观众能喜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