煤油灯下“加夜班”

援藏的女兵除了要克服身体和生理上和男兵的差异，跟他们一样负责生产建设，在生活中，她们还要忙做饭、做鞋、织毛衣等家务，并且生儿育女。常常是在丈夫和孩子休息之后，独自点着煤油灯劳作到深夜。在记者采访过的援藏夫妇中，丈夫们一再强调：“我的妻子比我更辛苦”。

樊存炜说：“干部是要起带头作用的，我在当股长的日子里除了搞政治工作，白天我和女兵一起开荒、背石头，晚上还要给丈夫跟孩子织毛衣，做鞋子”。

“那时候我们都点煤油灯，灯光特别暗，我就得凑到灯跟前做活，丈夫和孩子们都睡熟了，四周很安静，我纳着鞋底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夜。睡觉的时候困得连衣服都懒得脱，早晨起来脸上一层油腻，鼻子里和嘴唇上都是黑黑的一层煤油灰”。

“1968年的时候，各连队的食堂停了，都是小家做饭，这可把我愁坏了，我在家的时候都是妈妈做饭，我只会蒸馍馍，但由于易贡海拔太高，气压不够，蒸出来的馍馍总是半生不熟，包括蒸大米饭也夹生。后来我想出个办法，找了截松木墩子压在锅盖上，馍馍和米饭蒸的总算好一些了”。

韩中玉嫁给张万傲之前，整天只顾着开荒、割草、挖渠等生产劳动，自己的裤子破了都是用铁丝穿起来，有会做针线活的姐妹们看见了帮她缝一下，脚上穿的是球鞋。做饭、做鞋、织毛衣的活她都不会。结婚之后她感觉到为人妻的艰难。

她说“我跟张万傲结婚后一点家务都不会，就连被子拆洗了也是他缝的。可时间一长，他干烦了就发牢骚，我只好自己学着干。在煤油灯下织毛衣我总是出错，织半天又得拆，经常把眼睛熬得通红，跟兔子一样”。

“结婚第二年，我们有了孩子，那是我觉得最难的一段时间，孩子的穿衣，尿布都是他负责，我第一次当妈，什么都不懂，除了喂奶的时候抱一下，其他时间都是丈夫照顾儿子。”

“有一次，丈夫张万傲不在家，儿子把屎尿拉了一身，我手忙脚乱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把他的衣服脱了，又把他弄干净，可儿子小胳膊小手软软的，袖子怎么都穿不上，我只好用被子裹住他，一直抱着。直到丈夫回来，他用手绢裹住儿子的手把衣服给穿上了，我才学会给儿子穿衣服。”

农八师石总场的王秀兰说：“家务活每天晚上不睡觉都干不完，除了白天在劳动中挂坏的衣服要缝补，还要连夜的拆洗被褥。我们那时侯的鞋子穿的特别费，有时候，我一晚上要纳一双半鞋底，一直干到天亮。”

大年三十的集体婚礼

在易贡农垦团，由于实行军事化管理，条件艰苦，加上要求严格，农垦战士们的婚礼也显得特别简单。

曾任易贡农垦团供销股会计的邵良才对记者说：“我和媳妇的婚礼是集体婚礼，操办集体婚礼的在当时不是很多。”

邵良才的媳妇叫张士兰，今年64岁，是从第二从川藏线进入到的西藏，与第一批相隔８个月。

“她一到易贡，就被分配到8连。当时连队的指导员陈延奎与她是老乡。当时，我在农垦团供销股，因工作关系经常回８连。所以陈延奎就把她介绍给了我。”邵良才说。“我们相识半年后就结婚了。”

“我们是在1967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参加的集体婚礼，除我们这一对外，还有秦大大（已经去世10多年）和姚翠娥，以及一对湖北知青。”邵良才说。

邵良才记得集体婚礼是在八连连部举行的。

“当日，全连职工都聚在可容纳两三百人的连部俱乐部。由指导员陈延奎主持，我们三对新人坐在主席台上。婚礼开始，司仪要求我们要介绍恋爱经过和表决心。我是第一个发言，秦大大是第二个……”邵良才说。

“仪式完后，因为是大年三十，连里搞了一个会餐，主要是从四川运进来的鲜肉、蛋粉，吃的是连队自己种的蔬菜。一共做了三四个大菜，分了10张桌子。”邵良才说。“当时，我觉得很幸福。”今年70岁的、现住在拉萨的李海长还清楚地记得，1966年5月4日至6日，从拉萨到易贡途中，他们坐的是一种叫“大道机”的汽车，这种车比老解放敞篷帆布车大，但比较破旧。

他在电话中给记者讲了一个笑话：到易贡后，他们连队（易贡农垦团六连）举办过一次集体婚礼，其中有一对职工结婚，都是再婚。

李海长搞了个次“恶作剧”，给那对再婚夫妇写了一副对联送去：上联是“一对新夫妻”，下联是“全是大道机”，横批“恭贺新喜”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这对新人，因为是再婚，全是大破车。”电话那头，传来他狡黠的笑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