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论是写先锋小说，还是做媒体专业人，甚至是在爱马仕的T台上走秀，这形形色色、林林总总的标签，好像并未改变那个真正的孙甘露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孙甘露会被众多时尚杂志追捧是一个误会，就像他的读者们，大多误会他是炫技派、先锋派，其实他就像荣贾府门前的那头石狮子——拥有我们这个时代所罕有的干净、古典和明确的边界。这条边界，就是真诚的好奇心。本来，一个开头是不该这么老实的，因为太老实，倒反而像个讽刺了。

蔬菜排骨和爱马仕

上海罕见有这样的好天气，春日的绍兴路上一地碎影，行人稀少。每个人都像是从《小英雄托托》里走出来的角色。孙甘露准时到了，拿出一包点八中南海，一根接一根地开始抽起来。“你一直抽这烟么？”隐下的台词是：这烟可一点儿也不“雅皮”。“不，我没什么偏好，有什么就抽什么。”很难想象一个从拍摄开始到结束，烟不离手的人居然没有固定的烟牌。烟抽得太凶的人，多半是潦倒，要不就是愤世嫉俗。当我们把这种想法袒露给他时，孙甘露立刻解释：“不，平时我很少抽烟。访谈的时候，才多抽一些。不然睡着了怎么办？”这句绵里藏针的调侃一时间让人不知如何对答。这样好的下午，本是应该用来漫读、晒太阳、打瞌睡的，正儿八经的访谈，真是有点煞风景的。

转念一想，不对，孙甘露应该是个喜欢阴天的人，如同上海这个城市的气质，是阴云密布，从钢窗中望出去的灰扑扑的景致，像掉进一个只有黑白灰的银盐梦境。孙甘露的小说，也是一个套着一个的银盐梦境。“不，我当然是喜欢晴天，就像今天这样。”孙甘露本人笑着说，毫不留情地打碎读者对于作者的想象。“其实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喜欢晴天，热爱日常生活。有人喜欢阅读，有人喜欢好看的衣服，好吃的东西，就像有人喜欢打麻将，没有什么高下之分。日常生活就是好的。”他强调道。安迪·沃霍尔曾说过，百货商店就是他的博物馆。孙甘露的日常生活，想必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一样的。怎么说也是从爱马仕的T台上走过来的人，怎能没有些奢侈的点缀？

“我当然会去买一些东西，有时候是自己用，有时候是送人。路过，有闲，也会去看一看。在自己承受的范围内，买一些质量比较好的东西，如此而已。不会专程去逛奢侈品商店。”孙甘露坦然回答，既不矫揉造作，也不故作淡然。一瞬间，我们有一种看到骑着自行车去买菜的传统上海男人的幻觉，只是自行车的篮子里放的不是菜，是爱马仕。上海男人，上得秀场，下得菜场。对待奢侈品和蔬菜排骨的态度，好像是差不多的。

“说说你的走秀经历吧。所有人都在好奇，拿你调侃，可你却一直没有写什么。”“其实，这是一次蛮有意思的体验。他们跟我说，只要按你平时的样子走就可以了，我才接受了这样的一个邀请。作为一个GuestModel，他们对我几乎没什么要求。当然，占用了我3天的时间。”随后，孙甘露一本正经地给我们介绍了许多秀场背后的细节。比如，从空无一物的场馆里，所有的地板、墙面，都是无中生有地装修起来，花了3000万，3天时间，前后筹备了一年。表演结束之后，全部拆除。又比如，为模特贴身定制的衣服，先是量好尺寸，制作出成衣之后，还要再按照走秀的姿势进行细微的修改。“举个例子来说吧。走秀的时候，左手是插在口袋里的。那么左边的裤管就会被轻微地提起，比右边的裤管略高一些。他们要求我将成衣穿在身上，手插在口袋里，重新量一次，重新改一次。还有，裤子落在鞋面上的时候，会稍稍拱起一些。所以只有穿在身上，站着的时候，才能知道前面要改掉多少，才不会显得累赘。台下的观众看到模特走秀的时候，会觉得衣服近乎完美地合身。其实左边和右边的长度不一样，前面和后面的长度也不一样。如果你不曾身在其中，你就不可能知道这些。我上场之前，爱马仕的Jennifer对我说，玩得开心。是的，只不过是玩，但是很专业，很细致，令人印象深刻。”

托尔斯泰写过。巴斯城是建来让人快乐的，这解释了它的天真无辜和根深蒂固的忧郁。

控制梦境的人

面对我们的问题，孙甘露的回答总是那么实在，常常让我们设计好的“包袱”抖不出来。而他不时狡黠地笑笑，实在得有点超现实。

“那说说你的梦吧。如果你可以在隐身，飞行等等超能力中选择一样，你会选择什么呢？”面对这般人物，我们只能刻意玩点虚的。

“飞行。我做过飞行的梦，驾驶飞机的梦。那真是令人难忘的经验。当你飞到空中，再俯视大地，它为你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。”是的，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。就像孙甘露的小说，写得是城市，但又那么陌生。

“在梦里，我是飞机驾驶员。那和乘飞机完全不同。所有的，我都能掌控，这让我觉得很安全。这和把自己交到别人手里不一样，没有那种被甩出去的感觉。我喜欢这种感觉。”这个巨蟹座的男人，对自己的控制，或者说，对自由的需求，竟然这么强烈，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。完全的控制，需要的是完全的自律和完全的自信。“那么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的冲动，难道你就从来没有过吗？”

“好像是这样。基本没有。”

这或许就是他至今仍然单身的原因吧。看着身边朋友结婚又离婚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他却仍然坚壁清野，仅此一件事，就需要巨大的意志力。不过，前些日子，好友曹小磊的死，对他的影响却很大。他看似刀枪不入，却被这个事件深深地触及。

他的声音仍然温厚，只是更低沉：“这件事，并不是我不理解它本身的涵义。我们都知道，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。死亡、外遇都是时时可能发生，并且会发生的。我们都知道，而且懂得。但困扰你的是，他是怎么背叛的，跟谁走的，走的时候穿什么衣服；或者他是怎么死的，死前究竟在想什么。我认识他30年了。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在上学，我们又住得很近。经常在一起聊天，读书。我们有很多一起分享的东西。30年过去了，当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仍然觉得看到的是原来的他，只不过这个人读了一些书，做了一些事。许多事情，我不用问他，也能猜得出他会怎么看。但这件事一发生，就接触到了人的边界，未知的一部分，谁跟谁也无法交换的一部分。我和他共享着许多东西，他离开的时候，也把我的一部分带走了，动摇了一些基本的，关于存在本身的东西。”

在死亡这里，他的朋友向孙甘露关上了一扇门。对一直独身的他来说，它类似于一种未曾发生过的婚姻中的背叛。“我知道结果，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，这是令人绝望的。这是身体的部分，感性的部分，或者也可以说是，令人着迷的地方。在我知道的那部分他里面，没有死的原因。”

也许，在他不知道的那部分里，也没有死的原因。他仍然想要控制。未知性，既是他的情人，也是他的情敌。在谈话中，他从不肯提曹小磊的名字。他坚持用“我的朋友”。他拒绝曹小磊的公共性。那个人，是他自己的朋友。

“生活就是无休止的小震惊。”这个被冠以后现代标签的先锋作家如是说。我想起温特森的话：“在没有故事可以被讲的时候便需要讲故事。”

在上海的山上

只要和孙甘露一起开过会就知道。他的发言总是可听的，甚至常常是唯一可听的：那些话不会言不及物，也不会油滑浮夸。他总是在关注文本本身，关注审美，关注他感兴趣的事物。他向我们引用罗兰·巴特的自陈，“更多的知识，更多的乐趣”。

当孙甘露的同辈沉浸在交际的乐趣和交际的非乐趣之中时，他仍然沉浸在知识的乐趣中，像一个青年人、一个古典的人。但奇怪的是，越是说他诚恳，人们就越是相信他的缥缈；越是说他坦然，人们就越相信他必然有所密义。孙甘露不知怎样就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劫材。令他耿耿于怀的朋友曹小磊曾经写过一个剧本——《在上海的山上》。所有的上海人一看这个题目都会笑出声来。这显然是一场超现实主义的话剧，而孙甘露就有点像上海的山。当你在城市的中心疲于奔命时，他是一个远远的、被完全遮挡的背景。当你想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时候，你就去找他。你要的，他会给你的。可当你重新驱车赶回市区，你仍然不记得他是什么样的。只有一些清凉，氤氲，舒适的闪回。其实是你不敢，也不想记得——究竟是上海的山虚幻呢，还是上海的上海，更加虚幻。